1926年盛夏，湘南大地闷热难耐，衡阳农民讲习所却热闹非凡。15岁的衡阳女师范学生曾昭学悄悄在同学笔记本上写下“改名曾志”三个字——替妇女争口气，她并不想在父母安排的婚事里虚度一生。两个月后有保障的股票配资公司，她的入党申请通过，新名字也随之公开。从此，那个内向的师范生一脚跨进了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。
讲习所结业后，党组织把她安排到衡阳地委。不满16岁的她第一次领到任命书，内容只有寥寥数行，却让她兴奋得睡不着觉——组织部干事。有人劝她：女孩子家别把精力耗在斗争上。曾志摇了摇头，只丢下一句：“路既选定，就没回头。”那年冬天，她与同在地委工作的夏明震牵手，简单吃了碗阳春面就算成婚；入党才一年，她已成地下交通线上的重要节点。
湘南起义爆发时，夫妻二人转战郴州。枪声一夜未停，3月清晨，夏明震倒在通往城郊的河滩。曾志趴在冰冷的河水里，把丈夫的臂章紧紧攥在手心，接过的不是遗物，是继续斗争的责任。带着这份悲怆，她到红军第7师报到，改任党委办公室秘书。前线物资紧缺，女战士们裁旧军装改童鞋，她也跟着针线不停。战友打趣：“秘书长也得会缝纫？”她回答：“革命不挑岗位。”
几年后，队伍上了井冈山。八角楼灯光昏暗，木楼板吱呀作响，一堵木板隔开的邻居是毛主席与贺子珍。这段相处留下不少笑谈。一次夜里，毛主席推门探头，看见蔡协民与曾志正伏案抄写电文，便笑道：“老蔡，灯火通明，金屋藏娇啊！”一句戏言，让山里的夜风都添了暖意。
1934年夏，福建临近被围剿。蔡协民遭叛徒出卖，牺牲于监狱。曾志处理完丈夫遗体，回到隐蔽点，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名单从头到尾再核对一遍。她说自己哭够了，再哭也耽误同志脱险。那段时间，她多了一个新代号：老曾。同志们都知道，这个瘦小的女干部说话慢条斯理，却最能在险境里稳住人心。
斗争需要伪装。1935年底，她奉命与陶铸假扮夫妻，在粤北山区搜集情报。夜色深沉，驿站里只有一盏桐油灯。陶铸小声说：“同志，咱们要装得像点。”曾志淡淡答：“那就从现在起别再喊同志，喊名字。”长期并肩，感情悄悄生根，戏成了真。延安整风期间，二人补办婚书，曾志收获第三段婚姻，也是最长的一段。
抗日战争胜利，辽沈战役即将打响。曾志受命赴东北整合城市基层组织。沈阳冬天零下二十多度，她穿一件棉军大衣在社院宿舍里写材料，手指冻得通红。有人感慨：“南方人怕冷。”她只是笑，说冷不冷看心里热不热。短短两年，沈阳市委骨干队伍成形，为解放战争后期巩固东北打下坚实基础。
1949年5月，解放军南下。火车到汉口时，车厢里一片喧闹，曾志却盯着窗外江水，气势如洪：“越到和平时期，组织工作越要扎实。”广州解放，她出任市委书记，几乎每天跑基层。那座城市的骑楼、石板街都留下她快步穿行的身影。
建国后的陶铸仕途扶摇直上：四野政治部副主任、中南局书记、中央政治局常委，正国级领导干部。夫妻聚少离多，遇到难得寒暄，陶铸总会问：“家里孩子作业检查了没有？”曾志通常只回答一句：“组织上任务紧。”1969年冬，陶铸病逝合肥。追悼会上，许多人看到曾志脸色苍白，却全程站立，没有落泪。她将哀恸深藏，转而把注意力放在干部教育、审干复查这些细琐而关键的工作上。
1977年初春，中组部宣布任命，曾志走上副部长岗位。她主持起草的干部历史资料补录方案，三易其稿，几乎字字推敲。有人统计，她一年批示的文件高达七千余件。外界只知道她脾气温和，却不知深夜灯火常亮是常态。
1983年离休后，她和老战友回到湖南老家短住。村里孩子好奇围着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问：“奶奶，你怎么这么多勋章？”曾志笑着摆手：“都是过去的事，读好书才是正经。”1998年6月21日，这位多次辗转生死线的女干部在北京逝世，终年八十七岁。
回顾曾志的一生，三段婚姻，两度丧夫，枪林弹雨里成长，又在机构庞杂的建制中发挥长才。她15岁入党，16岁结婚，最终官至中组部副部长，配偶是正国级领导。许多传奇细节时至今日仍被后辈津津乐道，但在长久的历史画卷里，她更像一颗沉默的铆钉，牢牢钉在党和人民需要的地方，永不松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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